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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立场以过罚相当原则适用功能有限为由，(15)主张将比例原则引入处罚决定是否违反过罚相当原则分析判断之中，或者说是借助比例原则的分析框架来实施过罚相当条款。
在价值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也就应当对孰先孰后作出安排。在伦理问题上，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生活形式构成了参照系。
对此，一些学者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三个原则性诘难和一个技术性质疑。适用规范，意味着应当作出符合规范要求的确定行为。事实陈述与发言者之间不存在紧密联系，具有客观中立的外观，受众通常无法亲自核实，只能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价值判断与名誉权发生冲突的，原则上意见自由优先，但是存在两个例外：首先，人的尊严是宪法上不可权衡的最高价值和最高原则，任何行为与人的尊严发生冲突，则构成违宪，无需进行权衡。下文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意见自由、平等权与对立法益之间的法益权衡实践为例，探讨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在私人领域，名誉权原则上优先于意见自由。由于这种情况下的区分对待对个人产生较严重的消极影响，有关法律必须是追求重要的公共利益。(55)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通常，在A领域或事项上采取措施，却要实现B领域或事项上之目标，会被认为属于不当联结。有些惩戒措施意在促使失信者作为被执行人优先履行其金钱给付义务，但间接影响第三人之利益，如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的机会。(77)例如，《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对失信信用主体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可以采取下列惩戒措施。而且，就权益而言，有的是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有的则是行政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自设的荣誉称号、表彰奖励或政策(如基于企业诚信的告知承诺制(65))。
若以此处抽取的三项实体规则反观本文第三部分所列失信设定的模式，这些形式上存在区别的设定模式，并不足以让我们鉴别出哪些信息列入公共信用失信信息是合理的，哪些又是不合理的。(17)郭庆珠：《论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对行政管理创新的规制》，《学术探索》2010年第6期。
以加强监管类措施为例，因其不直接减损失信者权益，故相应的法律约束较少。(15)胡建淼：《法治禁止不当联结》，《学习时报》，2019年8月21日，第003版。(20)卢护锋：《信用惩戒滥用的行政法规制——基于合法性与有效性耦合的考量》，《北方法学》2021年第1期。而接下来的则是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的联结了。
(三)以虚假诉讼、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51)又如，公安部颁布实施的《机动车登记规定》(2012年修正)(52)第49条将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理设定为核发车辆检验合格标志的前提条件，两者对象不一致，违反行政法上的禁止不当联接原则(53)。此外，制裁虽然都体现为减损权益，但也有直接以减损权益为目标的制裁和以减损权益为手段促进法定或约定义务履行目标的制裁。首先，婚姻登记严重失信被监管审批审慎参考。
(二)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之间的联结 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之间的联结正当与否，是禁止不当联结原则适用于社会信用惩戒领域需要应对的又一维度，也是更令人关切的。前文曾经提及，根据《人民陪审员法》规定，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4)失信与惩戒明显没有合理或正当联系。因所涉众多，规范文本很少有对失信行为给出定义的，基本是描述性的。
根据《政府采购法》(69)第22条，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⑨例如，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1月21日发布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信息，是指为金融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用于判断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的各类信息。更进一步而言，信用信息纳入范围应当科学界定，严格以法律、法规等为依据。(18)这些教义更多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学者对德国法上该原则的引介以及在台湾地区应用情况的论述。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和企业的身份、地址、交通、通信、债务、财产、支付、消费、生产经营、履行法定义务等信息，以及基于前述信息对个人和企业信用状况形成的分析、评价类信息。①由此，以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常被提及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已经在这一短讯中悄然隐匿，厘定信用惩戒边界的用意跃然纸上。
第3条规定：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在比较法意义上，它被认为是实质法治国原则的衍生物，与公法另一重要原则比例原则有着同样的禁止公权力恣意行使的旨趣。
第二，现实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政府—市场—社会—司法全覆盖，信用规范又是由立法、行政、司法、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领域和多层级主体制定⑧，本文探讨社会信用惩戒的禁止不当联结，主旨在于规范公权力系统对社会信用惩戒的设定。(49)赵义德：《析论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22页。
然而，由于前一种方案普遍存在，而后一种方案中依法的空洞化可能性更大，所以，目前地方综合立法给出的联结模式是令人担忧的，是不应该为未来全国统一立法所借鉴的。尽管在这两种联结模式中，具体到其确定的某项惩戒与失信是否是正当关联问题，如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检查频次或限制取得政府供应土地，或可得出正当的答案，但其总体上透露出来的以尽可能多的限制措施来解决社会、经济监管问题的意图，就相当于国家无限制地结合各种武器对付人民(63)。
在展开下文之前，需要就研究范围进行三点说明。在立法论上，希冀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社会信用的统一立法、中央和地方关于社会信用惩戒的新的部门立法或政策以及现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的修改或清理提供指引参考。大致上，目前有三个方案。第三，本文着重于对社会信用的考察。
首先，就合法而言，信用惩戒——尤其是涉及对权益不利影响的——若以《立法法》认可具有法规范性质的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有权创设信用惩戒(含联合惩戒)的主体和文件类型就可得以确定，就不会出现漫无边际的任何权力主体、利用任何形式的文件创设信用惩戒的问题。(一)单项行为概括式 单项行为概括式是指国家机关规范文本对单项特定行为属于失信情形作出明确的概括规定。
法释[2015]17号，2015年7月22日颁布和实施。(21)张鲁萍：《行政黑名单的法律性质及规制研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23页。
(二)编造研究过程，伪造、篡改研究数据、图表、结论、检测报告或用户使用报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占座与申请财政资金资助并无合理联系(24)。
(53)湖南高院行政审判30年十大典型案例之十：唐某诉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不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赔偿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行再65号) (54)李建良：《行政法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月旦法学》2002年第3期。进而，失信信息会进入政府组织编制的个人、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公共信用记录或档案，并有被公布、进行声誉制裁的可能性，也有进一步在符合一定标准后被作为联合惩戒的基础。纪律的、约定的、道德的、职业伦理的规范已经转化为法规范的，自不待言。(27)王瑞雪：《政府规制中的信用工具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4期。
未来，在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社会信用统一立法、部门或领域的社会信用立法或其他规则制定、对既有社会信用规范文本进行清理以及司法审查或备案审查社会信用惩戒联结的正当性，应该如何体现和贯彻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不仅需要更多的研究，也依赖规则制定者、清理者、审查者的重视和智慧。换言之，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决议，或司法机关的裁判和决定，若违背此原则，也是法治所不允许的。
这一表述或类似表述可谓禁止不当联结原则核心意涵的同义反复，并无更具实质意义的内容。(3)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
(46)参见《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第31条、《湖北省社会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第30条、《山东省社会信用条例》第30条、《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第29条等。参见表1失信设定模式的不当联结风险与立法选择。